最高审判机关要想落实纸面上的立法、厉行狭义的法律审，只能选择试行与缓进。
摘要: 宪法是区域协同立法权的行使依据。[24]彭真:《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载《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故而，在我国的单一制结构下，《立法法》规定的区域协同立法只能在不损害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开展。此外，虽然《地方组织法》第11条第3项未明确授予地方人大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5项事权，但《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明确赋予地方政府管理这5项事务的权力。[29]参见丁轶:《论地方自主性立法中的立法事实查明与论证》,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44页。然而，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内，诸多立法例都说明，地方行政协作行为的合法性来自中央立法的规定，在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的情况下，协同立法行为实际上扩大了中央允许地方协作的范畴。[34]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四市为了有效破解九龙江流域保护宽严不一、协同不足等问题，保证流域内依法治理的一致性、协调性，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九龙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规划都将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规范化，是区域协同立法不能忽略的制度事实。除了区域协同立法自身的宪法规范脉络以外，区域协同立法还体现了坚持中央统一领导、提升国家机关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原则和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原则。在法律维度上，是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价值。
(一)本体论层面——法理是法律的合目的性一个事物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法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公正与效率的价值位阶在同一规则中，由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发生了变动，可见价值位阶的弹性机制，始终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17]P36以上法理的涵义包括司法技术、律法的仁爱精神、裁判依据等。这条反驳意见的背后的理论焦点是：国家制定的邪恶的实在法对国民的法律约束力问题。
只有当法律满足实体与形式两方面的判断标准，才是有品格的法律，才是符合法理的法律。具体到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组织化的存在和活动方式。
传统本体论是超验的，其苛求超越时空的唯一确定性。第三，案件往往具有很多不确定性。④包括典型注解武翻译和非典型的注解武翻译。[66]P55-107如果将良法比喻成有品格的整体，那么良法的实体方面就是法的格调，形式方面则是法的品质。
[14]P1109此法理指法律背后经义的理论基础，为可辩论的法律理论。[1]在这之后，法学界同仁积极推进法理研究行动计划，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大家越来越感到需要对法理这一概念本身作出界定。[59]P50这句话揭示了理性与经验的辩证关系，理性是经验生成的动力，经验是检验理性的工具，则法律既是理性的也是经验的。罗斯科·庞德认为jurisprudence是指法律科学(scienceoflaw)，尽管科学与法律两个概念的内涵还不能严格确定，法律科学本身的解释上也存在困难，但这种解释仍有其合理性。
执法和司法要符合行政权和司法权运行的规律，当权力运行符合规律时，我们就可以说执法、司法具有法理依据或法理支撑。直觉理性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机制内化过程的产物，是个体适应环境谋求生存的基本能力。
14世纪晚期，出现了第二种涵义为知识、科学，jurisprudence是在此义项的基础上形成的词汇。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分析，可对词语构成形式、词义和词用三条进路历史沿袭进行研究。
富勒采取的是一种程序自然法路径，他认为法律内在道德的八要素是一套规则体系应具有的法律上的卓越品质。[60]P642以价值为中心，辐射研究其关联概念和范畴。《前汉书》第八卷载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这种层面的法理在具体表现上，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样态。图1 法理一词在古籍中出现的频次——以朝代划分(数据来源：中国基本典籍库、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至此法理历史涵义的嬗变脉络得以清晰的展现。[30]西方学者对于jurisprudence的解释，有着不同的法律要素和学科角度的考量，如历史、哲学、法系、司法、衡平、立法等，正因为这些遂得出了多种不同倾向的涵义解读。
二是司法责任制问题，当前要大力推行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恶法是否为法是该领域的经典问题。
[16]P41戊戌，置六科以举士。法理指的是法本身的合理、合法、可接受。
法律中部门法的制定，尤其是涉及工商业、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法律，应进行充分背景调研并考虑制定对象的客观状况，以制定出合乎社会运行逻辑的法律。撰于东汉的《前汉书》所载法理之士，是法理初次以与法律相关的概念出现。
而秩序就是事物组织化的状态。每个历史时期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从萌芽到成熟、从兴起到衰落，都伴随着巨大的时代张力。不同的是启动权力的触发机括的性质，执法权是主动的，而司法权是被动的。[1]宋朝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理学流派的不断涌现，律法制度的功能需求增大等因素，使宋代法理意涵显现出认知理性和形式逻辑理性的意味。
[2]法理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本身涵义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存在形式的动态性与关联维度的广泛性。完成了以上步骤之后，才可能对词语进行较完满的阐释。
这里的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民自由的范围。但对于重要的法律术语和法学概念的翻译出现不对等情况时，注解式翻译因其具有细致解释的特点，被作为主要翻译方式。
在概念内涵的转向层面上，近现代法理概念主要历经了两个环节：一是日本用以翻译外文词汇，形成了概念的创生。语言学家葛本仪教授认为造词时的思维规律的可理解性，就赋予了构词规律的可分析性……词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反映在构词上，就不可能形成一对一的简单吻合，而是表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对应。
因此对法理概念的分析也不应仅停留在语言学和历史学维度，还应回归至法学的维度，着重考察法理作为法学概念的意涵。推及法律层面，人对自然的法律接受度是最高的。[18]据不完全统计，自西汉至宋以前，法理一词在古籍文献中出现次数之和仅仅约为宋朝的73.8％，可见法理在宋朝的使用频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缔约国所签订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中对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做出了承担个人责任的决定。在语言学维度，法理形成以中国古代法理为涵义基底，以日本转译西语为创生进路，以中国近代词语的回引为融合契机，形成了涵养东西方语言文化和精神气质的概念。
每有思虑，须降死刑，不免还许斩绞。法理一词不同于一般名词，其词素法与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传达了古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
康有为对这些著作中所含的「法理学」日语词汇，直接将源语转用至目的语，不加翻译。虽然中国古代法理涵义丰富、意蕴深邃，为现代法理概念提供了语词形式的外壳以及部分内涵，但其与现代法理概念仍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